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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明）刘定之：《玺辩》，载唐顺之编《稗编》卷三五礼十三器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

……无统，谓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大河之患少于唐、多于今，土火异王也。朱子论正统有所谓无统之说，据《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27]朱熹对《太极图说》的宇宙系统是这样解释的：天地生物，五行独先。[49]《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律》，刘俊文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6页。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但对于绝统的认定，欧公前后的说法有所不同。从孔子指点精神生活之途径方面看，它有两方面的意义：广度地讲，或从客观方面讲，它能开文运，它是文化创造的动力。

所以近人把伦常生活看成是社会学的观念，或是生物学的观念，这是错误的。中国人重伦常，重礼乐教化，故吉凶嘉军宾都包括在日常生活轨道之内，并没有在这些轨道之外，另开一个宗教式的日常生活轨道，故无特殊的宗教仪式。如司马迁也说「人穷则反本」，「未尝不呼天也，未尝不呼父母也」。全幅紧张藏在这里面，天启意识的无限庄严也蕴藏在这里面。

文王的人格与天道一样，文王的生命与天一样。但生命大海中之罪恶无穷，而功夫亦无穷，成圣成贤的过程亦无穷。

瓦石之性就是其个体之结构。可是依基督教，他们说上帝只化身为耶稣。在此如何体现天道上，即有我们常说的重「主观性」之意义。此不是时下一般所说的人性(Human nature)。

这与佛教所说的「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有其同一的饱满精神。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了解：一、浅讲，此即视仁为德目的意义，即仁义礼智信中之仁。深度地讲，或从个人方面讲，就是要成圣成贤。孔子自己也说「天生德于予」。

「天之所以为天」即天之本质，天之德。凡是圣人立教，依中国传统的解析，他必须能制作礼乐，故云「作者之谓圣」。

因儒家重体现天道，故重点不落在上帝加恩与个人呼求之情上，故重功夫，在功夫中一步步克服罪恶，一步步消除罪恶。但是基督教与佛教却不就这日常生活轨道开其精神生活的途径。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仁的表现。故耶稣的这句话在这里有了意义，不是随便说的。上帝加不加恩还在上帝本身。依佛教，法力不可思议，业力亦不可思议。即不说修养工夫，也不是直下肯定他是人，说他是由人而成的。故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谁能代表这创造性本身？在西方依基督教来说，只有上帝。（存在主义哲学家契尔克伽德说：「我不敢自居为基督徒，我只是想如何成为基督徒。

夫妇并不是天伦，但亦为一伦。在主观方面有呼求之情，在客观方面天道就转为人格神、上帝。

即主观性与客观性打通，而以道德实践为中心。故中国认周公的制作是圣人的事业。

他是上帝的唯一化身（道成肉身），唯一圣子（独生子），圣子只有一个。故我们现在从生命之悱恻之感来了解觉。这就因为文王生命之背后，有真实的本体在起作用，故能不堕落而和天一样的健行不息，故其德之纯亦「不已」。这似乎比较简单而粗浅。

但儒家并没有把意识全幅贯注在客观的天道之转为上帝上，使其形式地站立起来，由之而展开其教义。我们说孔子启发人的精神向上之机，指导精神生活之途径，此只是初步如此说。

关于这一点，儒教是就吉凶嘉军宾之五礼及伦常生活之五伦尽其作为日常生活轨道之责任的。这并不是中国人或儒教乐观了，把事情看容易了，或把人与天道或上帝间的「紧张」减杀了，退缩了，枯萎了，乃是中心与重心转了，转到如何尽性践仁以体现天道上。

人之成德过程只有在连属家国天下而为一身，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上，始能充其极而立住其自己。此两面皆为仁所涵，贯通起来是一个观念。

圣人当然也有圣人的才资。不但古人有，即今人也有。作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轨道之五伦，不是孔子所定的，而是由周公制礼所演成的。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是极显超越的意义的。

（「才难」的慨叹也含在这里面）。周公制礼，因而演变成五伦，孔子就在这里说明其意义，点醒其价值。

通过仁来了解性就很容易了。因为它的重点是落在如何体现天道上。

这是不能推诿的，理当如此的。儒家叫人尽性，不尽性就下堕而为禽兽。